懿（yì）德美德懿美好多指品德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

懿（yì）德：美德。懿，美好，多指品德。

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各自有确定的秉性，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就像大蛤蜊本性含水，但要等月光照射时才会把水吐出来而形成美丽的图案；又像木材本身包含易燃的因素，但要靠敲击燧石才能发出火来；人的本性中包含着聪明灵巧，但要通过学习才能显出他的美质。所以当年有苏秦刺股和董生垂帷这样刻苦学习的故事。说明不勤奋学习道德和技能，就不会树立起他们的名声。”

岑文本回答说：“人的天性是相近的，但人的情趣则可以随时变化，必须依靠学习来驾驭情感成就人的本性。《礼记》上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都注重勤奋学习，把它看作是一种美德。”

文史第二十八

《文史》篇主要记载了太宗对书写史书及“实录”内容的一些看法。太宗在阅读史书时发现前朝史书多看重靡丽文章，不务政事，甚至有导致灭亡者。他认为这些文章辞藻虚浮华丽，对于勉励劝诫人没有什么益处。因而鼓励臣子上书论政，要“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同时他认为“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此外，太宗还特别关注记载自己言行的起居注，他认为“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因而他对玄武门事变的记载，要求史官秉笔直书，使“雅合至公之道”，从而也反映出作者自己提倡秉笔直书、反对曲笔的观点。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前、后《汉史》：即《汉书》和《后汉书》。扬雄：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西汉学者、辞赋家。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后始游京师，经人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他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死。后召为大夫。扬雄一生悉心著述，除辞赋外，又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甘泉》、《羽猎》：指扬雄的《甘泉赋》和《羽猎赋》，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

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辞赋家。作品善于描写景物，烘托气氛，以情景交融的笔触，把人物感情的起伏跌宕写得惟妙惟肖，委婉动人，对后代的宫怨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最精炼，最权威：“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汉文学史纲要》）《子虚》、《上林》：指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二赋本为一篇，《文选》始分为二。赋中假设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个人物。《子虚赋》描写子虚与乌有先生夸耀齐、楚风物与诸侯游猎之盛，结构宏大，辞采富丽。《上林赋》写亡是公笑子虚、乌有先生为不足道，乃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之宏美巨丽，天子射猎之壮观盛举。此赋词采富丽，气势恢弘，是汉大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上林，指上林苑，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及周至、户县界。它本是秦代的旧苑，汉武帝时重修并加扩大。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父班彪也是史学家。他继承父业，续修《汉书》。又善于作赋，所写《两都赋》为汉赋名篇。和帝永元元年（89），随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后窦宪专权被杀，他受牵连，死在狱中。《两都》：指《两都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两都，指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仍希望复都长安，班固持异议，因此作《两都赋》。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耀西都长安的关山之险要、宫苑之广大和物产之繁盛，希望东汉皇帝驾返西都；然后又以“东都主人”责备“西都宾”安土重迁和炫耀失实，又夸耀光武建都洛阳修文德、来远人的盛况，以驳斥“西都宾”的“淫侈之论”。最后归之为应建都洛阳。《两都赋》颂扬了东汉建都洛阳和光武帝中兴汉室的功绩，体制宏大，写法上铺张扬厉，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两都赋》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对张衡的《二京赋》和左思的《三都赋》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