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之行还给他带来另一层欣喜那便是他记得其父对他说过一桩旧事

浙江之行，还给他带来另一层欣喜，那便是他记得其父对他说过一桩旧事。

他父亲少时在南岳烧香抽签，抽得的签文为“双珠齐入手，光彩耀杭州”。这两句签文模糊含混，可以作多种解释，相信少年时的竹亭公看到签文时的第一想法绝不会是“吾诸子当有二人官浙”，而首先想到的会是自身。只是在许多年后对自身的发达彻底绝望后，才将这句模糊的签文与儿子的前程联系起来。然而曾氏却很高兴，他将“双珠”明确地定在他与老九的身上，相信此行必定是成功的。毫无疑问，曾氏是个头脑清醒、脚踏实地的人。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心态。晚年的曾氏还说过“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的话，作为名言，此话流传甚广。究竟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这个问题且留待以后再来评说，现在言归正传。

诸多因素加在一起，曾氏一改咸丰二年与咸丰七年两次对谕旨的谢绝与讨价还价，奉旨三天后便启程。一面调兵遣将，一面遍拜长沙官场，以弥补先前不与官场相通问的大缺陷。一年前，他匆忙丢掉江西战场那个烂摊子奔丧回家，湖南官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尤以左宗棠的肆口谩骂，令他既愧又憾。皈依黄老后的曾氏，不再计较昔日的怨隙，放下卿贰大臣的架子，亲自到左宗棠家，去看望这个心高气傲的布衣师爷，并请左以篆体书写自己所拟的“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的对联，以示捐弃前嫌，不念旧恶，愿与左友好如初。曾氏这一番转变果然收效显著，长沙官场也因此宽恕了他，每月二万饷银源源不断地从湖南解往前线，给予复出的曾氏以强有力的资助。曾氏与太平军一较长短的事业，从此走上了坦途。

谕纪泽（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字谕纪泽儿：

余此次出门，略载日记，即将日记封每次家信中。闻林文忠家书，即系如此办法。尔在省，仅至丁、左两家，佘不轻出，足慰远怀。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参于前也，在典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

科场在即，亦宜保养身体。余在外平安，不多及。

涤生手谕（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里）

再，此次日记，已封入澄侯叔函中寄至家矣。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开船晋江西省，二十一申刻即至章门。余不多及。又示。

◎评点：读书之法与做人之道

曾氏在此信中提出读书的四字诀，即看、读、写、作。

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阅览。读，即高声朗诵。曾氏认为，读史书、子书，宜用“看”。因为“看”可速度快些，可做到在短时间内多接触些必须阅览的书，即所谓博览群籍，泛舟书海。对于经典之作，对于诗文词赋，则宜用“读”，要高声朗诵，慢吟长叹。这样，方可在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领略其雄伟之气势，深远之韵味，并进而熟记于胸，随口可背。为了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一连打了三个比喻。一比之为赚钱，“看”如同在外做生意获大利；“读”如同在家慎守财产，不让它随便花费了。二比之为打仗。“看”好比一鼓作气，攻城略地；“读”好比守住所得的战利品。三比之为获取知识。“看”如同子夏所说的每天知晓自己所不曾知道的，因而努力求知；“读”也如同子夏所说的，每日温习功课，不让所学的忘记了。一句话，“看”好比快速地大量地猎获，“读”好比谨慎地稳固地保守。

写，即写字。曾氏自认写字写得慢，不能适应某些场合，故而要求儿子能练就一手又快又好的字。曾氏有个特点，即自己所短处，若别人恰有此长的话，他便特别看重此人；不像有些人，恰恰相反，要抑人之长来显示自己所短的并不是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