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
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馀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芦沟桥、玉泉山。天弧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部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蒐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伏求皇上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礼。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京营必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势难遽遍，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馀镇可为腹心；五十馀万之中，有十馀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庞籍汰庆历兵八万人，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谨抄录乾隆增兵，嘉庆、道光减兵三案进呈，伏乞饬下九卿、科道详议。斯道甚大，臣鲜阅历，不胜悚惶待命之至。谨奏。
议覆李纲从祀文庙疏 咸丰元年三月十四日
为遵旨议奏事。
内阁抄出福建巡抚徐继畬等奏请宋臣李纲从祀文庙一折，奉朱批：礼部议奏。钦此。
查原奏内称云云等语，臣等查历代从祀诸儒，皆以德行纯懿，有功经学者为要。至我朝康熙年间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始于道德、学问之外，兼取经济非常之才。盖圣门政事之科，原与德行、文学并重。厥后雍正年间以汉臣诸葛亮从祀，道光年间以唐臣陆贽、宋臣文天祥从祀。此四人者，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列于从祀巨典，诚圣朝教忠之至意也。兹查李纲仕宋，历官尚书左仆射，忠言谠论，定倾扶危，仓猝而守围城，刺血以草奏疏，力排和议，躬佐中兴，宋史称其负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朱子称其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祸难，屡濒九死，而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夺者，可谓一世之伟人。史笔昭垂，洵为千古定论。至其生平著述，为该抚原奏所称者，有《易传》内外篇、《论语详说》二种；原奏所未称者，有《中兴至言》《建炎类编》及《乘闲志》《预备志》各种，今皆不传，仅存其序于集中。其为文渊阁所著录者，惟《梁谿集》八十卷及《建炎时政记》二种而已。臣等细观其文集、奏议，于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明，纯忠亮节，皎然不磨。核其品学经济，实与诸葛亮、陆贽、范仲淹、文天祥相等，自当一体从祀，以奖忠义。应如该抚等所请，准其从祀文庙西庑，在先儒尹焞之次。所有臣等核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苛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褂。以此等为尊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宣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
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今军兴一载，外间既未呈进地图，规画全势。而内府有康熙舆图、乾隆舆图，亦未闻枢臣请出与皇上熟视审计。
至于军需之说，则捐输之局万不可开于两粤，捐生皆从军之人，捐资皆借凑之项，辗转挪移，仍于粮台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广西而言，今日之大计也。即使广西无事，而凡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才，亦皆宜讲求地利，亦皆宜筹画国计，图其远大，即不妨略其细微。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臣所谓防琐碎之风，其道如此。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去岁奏开日讲，意以人臣陈说古今于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实学，盖为此也。
今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仍举斯典，正与康熙年三藩时相同。然非从容召见，令其反覆辨说，恐亦徒饰虚文而无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时务虽不可妄议，本朝之成宪独不可称述乎？皇上于外官来京，屡次召见，详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异日之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试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但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真学真识乎？
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宗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臣所谓杜文饰之风，其道如此。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
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戆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贪黩，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