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对言论自由的远见卓识，不仅感动了然明，他狂热地拍起子产的

子产对言论自由的远见卓识，不仅感动了然明，他狂热地拍起子产的马屁，说郑国有子产，天下之幸，更感动了几十年后的孔子。孔子感叹道：“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其实孔子称赞子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自己开脱，孔子治政严猛，惹人非议，特别是杀少正卯一事，让孔子收到了不少烂砖头。巧合的是，子产治郑同样严猛，而且也杀了一位与少正卯一样开坛讲学的思想家邓析子。

按现在的政治语言讲，邓析子就是一个持异见者，不知道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邓析子坚持“一个凡是”不动摇，即凡是子产坚持的，他坚决反对。

邓析子除了大学教授的身份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郑国最著名的大律师，经常承办司法诉讼业务。如果说有些品行不好的律师被骂为讼棍，那邓析子就是不折不扣的郑国第一讼棍，专和子产唱对台戏。

邓析子不管是非曲直，谁出高额律师费，他就替谁说话，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结果导致“郑国大乱，民口喧哗”，被首席执政官子产定性为郑国头号捣乱分子，严重影响了郑国的社会稳定，所以子产不顾别人会指责他压制言论自由，强硬地杀掉了邓析子，“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实行刚猛之政，是子产治郑的最大风格特点，这倒不是子产生性刚硬，而是他看到了执政宽仁是导致社会混乱的重要因素。诸葛亮治蜀，看到蜀政宽仁，豪强跋扈，所以诸葛亮痛下狠手，刚猛治蜀，结果蜀国大治。魏晋史的许多史学家都认为诸葛亮刚猛治蜀是子产治郑的三国版，比如袁准和陈寿。

子产治郑与诸葛亮治蜀还有一个巧合，就是他们身前身后各有一个反面例子，诸葛亮身前的例子是滥施宽仁导致蜀乱的刘璋，而子产身后的例子就是继子产执政的大叔。

子产知道自己执政过于强硬，会引发一些人的不满，但子产在临死前告诫下一任执政大叔：“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子产说得很清楚，政府监管是控制民心的有效手段，一味压制民心，民心就会大规模反弹，而一味放纵民心，民心就会散乱。等子产死后，大叔认为子产的刚猛之政对百姓过于严厉，于心不忍，便放宽了对社会的监管，结果有人钻空子，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强盗，郑国社会治安严重混乱。

社会上鸡毛乱飞，大叔这才理解了子产为什么要实行刚猛之治，对待百姓，宽严相济才是上策。大叔恢复了子产的严政，起兵围剿了那伙萑苻之盗，“盗少止”，社会恢复了子产时代的安定。

在很大程度上，孔子的治政思想与子产并无二致，所以孔子非常能理解子产，经常拍子产的马屁。当孔子知道子产的死讯后，痛哭流涕地称赞子产“古之遗爱也”。

诸葛亮曾经引用过一段孔子评价子产的名言：“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前秦名相王猛同样是奉子产为师，厉行刚猛之政。

虽然这三位名相都是典型的法家（虽然子产所处的时代还没有法家的概念），行事严猛刚硬，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三人都向历史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郑、蜀、秦在他们治下，几乎实现了“和谐社会”，这就是他们敢于面对历史是非定评的底气。

在这三位名相中，除了王猛是标准的法家做派，子产和诸葛亮在相当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以周公为模版）走得更近，特别是子产。子产除了刚猛之治，还经常“德”不离口，每见到一个高官，子产都像唐僧一样，喋喋不休地劝人家“修德”。

郑定公四年（前526），子产出使晋国，见到晋国执政之一的韩宣子，子产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子产警告韩宣子，如果不修德爱民，早晚必遭报应。两年后，子产又揪起郑定公姬宁的耳朵大喊“不如修德”，差点没把郑定公的耳朵震聋。

有人说儒法不两立，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很多情况下，儒法在政治上是互补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治国之道，在于宽严相济；治人之道，在于赏罚公允。儒则宽、赏，法则严、罚，就相当于胡萝卜和大棒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