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非《孙子兵法》莫属，它不仅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更以其极具价值的思想创造，为后人的兵学思考开辟了无数法门。曾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杜牧声称：“后之人，有读（孙）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注孙子序》）此论虽有自夸其注释的嫌疑，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兵法》思想之博大精深，足以使历代用兵者无以出其范围。茅元仪倾心赞颂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释可也。”（《武备志·孙子兵诀评》）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将上述“先秦之言兵者六家”替换为“中国古代言兵者”亦不为过。在传统兵学领域，《孙子兵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位崇高，无一匹敌。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兵学名著，其作者孙武的事迹，却不见于先秦时期包括《左传》在内的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仅在诸子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当中，有寥寥几笔提及。西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此篇堪称孙武第一篇传记，太史公则堪称孙子学研究第一人，故特录其文字如下：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

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上引记述是目前我们了解孙武生平的基本史料。依据司马迁的描述，可知孙武本是齐国人，以对兵法的精到见识，远赴吴国拜谒阖闾，期望得到重用。吴王阖闾阅读了孙武所撰兵法十三篇，了解了他的军事思想之后，又进而想通过“小试勒兵”，以了解其用兵才能，于是便有了司马迁笔下“吴宫教战”的精彩一幕。孙武训练吴王宫女，严申军令法规，一旦违逆，即使贵为宠姬，即使吴王求情，也难逃斩杀处罚。严肃军纪才能保有部队的战斗力，孙武深谙此道，毅然实施，显示了他刚强果决的将帅素质。阖闾虽因失去两位宠姬而心有不快，但他毕竟看出了孙武兼具思想谋略与实战指挥的双重才华，是一位难得的帅才，遂任以为将。孙武没有辜负吴王的期望，在其后吴国数次对外战争中，均不遗余力地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孙武参与指挥的战争，有吴、楚柏举之战与吴、齐艾陵之战等，均为春秋史上的经典战例。柏举之战中的吴军，对《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迂为直”、“避实击虚”等战术原则，予以切实有效的贯彻。吴军实施战略大迂回，对楚军展开远距离的战略奇袭，迫使敌人仓促迎战，节节失利，最终不得不逃离郢都。阖闾君臣的顺利入郢，标志着吴国的强力崛起，改写了春秋晚期列强争霸的基本格局。艾陵之战的获胜方也是吴国，此次大战显示了吴王夫差中原称霸意图的初步实现。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在《伍子胥列传》中，他再次强调“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均揭示了孙武为吴国霸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孙武何时拜谒的阖闾？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记述，但依据《伍子胥列传》的如下文字，大致推断还是可以作出的：

阖闾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可知在阖闾三年（前512），孙武已经得到阖闾重用，成为吴国军事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孙武与阖闾会晤的时间，应该发生于该年吴国伐楚之前。从阖闾会晤之前业已阅读《孙子兵法》十三篇，可推知《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不应晚于公元前512年。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幅，据《汉书·艺文志》载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据司马迁所述则是十三篇。当然，持十三篇之说的汉人并非只有司马迁一家。《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东汉高诱《注》云：“孙吴，孙子、吴起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汉末曹操云：“孙子者，齐人。事于吴王阖闾，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史记正义》引）故而，从春秋至汉末，《孙子兵法》皆为十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谓八十二篇，可能会聚了孙子其他著述以及孙子后学的兵书。

显然，司马迁的记述，为人们研究孙武生平提供了宝贵史料。但毋庸讳言的是，过于简略的文字，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至今仍难以考索的疑团（如孙武的籍贯、世系、结局等），也为某些学者的颠覆性学说提供了便利。宋代以降，质疑孙子是否确有其人的论调，便此起彼伏，绵延至现代。叶适断言《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习学记言》卷四十六），钱穆则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这种颇有影响的质疑声浪，停息于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出土，辨伪学人的上述观点至此不攻自破。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人与两书绝不可合二为一，混为一谈；司马迁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也由汉简《孙子兵法》的重见天日而得到印证。捍卫孙武存在及其著作权的学者为此欢欣鼓舞，但若进而论定现存《孙子》十三篇为“孙武亲著”，在李零看来“也并不恰当，实际上是倒退回辨伪学之前”（参读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应该说，现存《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主要思想当来自于孙武的天才创造，但在该书的流传以至定型化的过程中，则难免掺杂了后人的删削、增益与修改。

围绕《孙子兵法》丰富深刻的理论体系，古往今来的学者已作了各种各样条分缕析的研究。对这部常读常新的兵学名著，笔者认为值得着重介绍的思想有以下四点：

第一，统摄全局的大战略观。军事战略不仅包括狭义的指导与筹划战争的方略，还包括广义的指导和筹划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方略。战争理论不能单单研究战术谋略，还必须将战争与政治挂钩，站在统摄全局的国家政治的高度，理性地审视战争问题。《孙子兵法》便拥有这种大战略观。本书第一篇《计篇》的开篇便有醒人耳目的表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在《作战篇》中，孙武还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强调了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谋攻篇》的“伐交”说，则强调了外交领域的纵横捭阖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在战略学研究领域，尽管距离《孙子兵法》的问世已有两千多年，但这种将政治、经济、外交、法规、自然等纳入战略研究的做法，至今仍未超越，可谓价值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