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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非《孙子兵

2022-09-05 20:33:48 发布 浏览 747 次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非《孙子兵法》莫属,它不仅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更以其极具价值的思想创造,为后人的兵学思考开辟了无数法门。曾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杜牧声称:“后之人,有读(孙)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注孙子序》)此论虽有自夸其注释的嫌疑,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兵法》思想之博大精深,足以使历代用兵者无以出其范围。茅元仪倾心赞颂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释可也。”(《武备志·孙子兵诀评》)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将上述“先秦之言兵者六家”替换为“中国古代言兵者”亦不为过。在传统兵学领域,《孙子兵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位崇高,无一匹敌。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兵学名著,其作者孙武的事迹,却不见于先秦时期包括《左传》在内的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仅在诸子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当中,有寥寥几笔提及。西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此篇堪称孙武第一篇传记,太史公则堪称孙子学研究第一人,故特录其文字如下: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

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上引记述是目前我们了解孙武生平的基本史料。依据司马迁的描述,可知孙武本是齐国人,以对兵法的精到见识,远赴吴国拜谒阖闾,期望得到重用。吴王阖闾阅读了孙武所撰兵法十三篇,了解了他的军事思想之后,又进而想通过“小试勒兵”,以了解其用兵才能,于是便有了司马迁笔下“吴宫教战”的精彩一幕。孙武训练吴王宫女,严申军令法规,一旦违逆,即使贵为宠姬,即使吴王求情,也难逃斩杀处罚。严肃军纪才能保有部队的战斗力,孙武深谙此道,毅然实施,显示了他刚强果决的将帅素质。阖闾虽因失去两位宠姬而心有不快,但他毕竟看出了孙武兼具思想谋略与实战指挥的双重才华,是一位难得的帅才,遂任以为将。孙武没有辜负吴王的期望,在其后吴国数次对外战争中,均不遗余力地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孙武参与指挥的战争,有吴、楚柏举之战与吴、齐艾陵之战等,均为春秋史上的经典战例。柏举之战中的吴军,对《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迂为直”、“避实击虚”等战术原则,予以切实有效的贯彻。吴军实施战略大迂回,对楚军展开远距离的战略奇袭,迫使敌人仓促迎战,节节失利,最终不得不逃离郢都。阖闾君臣的顺利入郢,标志着吴国的强力崛起,改写了春秋晚期列强争霸的基本格局。艾陵之战的获胜方也是吴国,此次大战显示了吴王夫差中原称霸意图的初步实现。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在《伍子胥列传》中,他再次强调“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均揭示了孙武为吴国霸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孙武何时拜谒的阖闾?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记述,但依据《伍子胥列传》的如下文字,大致推断还是可以作出的:

阖闾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可知在阖闾三年(前512),孙武已经得到阖闾重用,成为吴国军事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孙武与阖闾会晤的时间,应该发生于该年吴国伐楚之前。从阖闾会晤之前业已阅读《孙子兵法》十三篇,可推知《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不应晚于公元前512年。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幅,据《汉书·艺文志》载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据司马迁所述则是十三篇。当然,持十三篇之说的汉人并非只有司马迁一家。《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东汉高诱《注》云:“孙吴,孙子、吴起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汉末曹操云:“孙子者,齐人。事于吴王阖闾,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史记正义》引)故而,从春秋至汉末,《孙子兵法》皆为十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谓八十二篇,可能会聚了孙子其他著述以及孙子后学的兵书。

显然,司马迁的记述,为人们研究孙武生平提供了宝贵史料。但毋庸讳言的是,过于简略的文字,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至今仍难以考索的疑团(如孙武的籍贯、世系、结局等),也为某些学者的颠覆性学说提供了便利。宋代以降,质疑孙子是否确有其人的论调,便此起彼伏,绵延至现代。叶适断言《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习学记言》卷四十六),钱穆则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这种颇有影响的质疑声浪,停息于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出土,辨伪学人的上述观点至此不攻自破。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人与两书绝不可合二为一,混为一谈;司马迁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也由汉简《孙子兵法》的重见天日而得到印证。捍卫孙武存在及其著作权的学者为此欢欣鼓舞,但若进而论定现存《孙子》十三篇为“孙武亲著”,在李零看来“也并不恰当,实际上是倒退回辨伪学之前”(参读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应该说,现存《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主要思想当来自于孙武的天才创造,但在该书的流传以至定型化的过程中,则难免掺杂了后人的删削、增益与修改。

围绕《孙子兵法》丰富深刻的理论体系,古往今来的学者已作了各种各样条分缕析的研究。对这部常读常新的兵学名著,笔者认为值得着重介绍的思想有以下四点:

第一,统摄全局的大战略观。军事战略不仅包括狭义的指导与筹划战争的方略,还包括广义的指导和筹划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方略。战争理论不能单单研究战术谋略,还必须将战争与政治挂钩,站在统摄全局的国家政治的高度,理性地审视战争问题。《孙子兵法》便拥有这种大战略观。本书第一篇《计篇》的开篇便有醒人耳目的表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在《作战篇》中,孙武还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强调了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谋攻篇》的“伐交”说,则强调了外交领域的纵横捭阖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在战略学研究领域,尽管距离《孙子兵法》的问世已有两千多年,但这种将政治、经济、外交、法规、自然等纳入战略研究的做法,至今仍未超越,可谓价值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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