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之行，还给他带来另一层欣喜，那便是他记得其父对他说过一桩旧事。

他父亲少时在南岳烧香抽签，抽得的签文为“双珠齐入手，光彩耀杭州”。这两句签文模糊含混，可以作多种解释，相信少年时的竹亭公看到签文时的第一想法绝不会是“吾诸子当有二人官浙”，而首先想到的会是自身。只是在许多年后对自身的发达彻底绝望后，才将这句模糊的签文与儿子的前程联系起来。然而曾氏却很高兴，他将“双珠”明确地定在他与老九的身上，相信此行必定是成功的。毫无疑问，曾氏是个头脑清醒、脚踏实地的人。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心态。晚年的曾氏还说过“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的话，作为名言，此话流传甚广。究竟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这个问题且留待以后再来评说，现在言归正传。

诸多因素加在一起，曾氏一改咸丰二年与咸丰七年两次对谕旨的谢绝与讨价还价，奉旨三天后便启程。一面调兵遣将，一面遍拜长沙官场，以弥补先前不与官场相通问的大缺陷。一年前，他匆忙丢掉江西战场那个烂摊子奔丧回家，湖南官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尤以左宗棠的肆口谩骂，令他既愧又憾。皈依黄老后的曾氏，不再计较昔日的怨隙，放下卿贰大臣的架子，亲自到左宗棠家，去看望这个心高气傲的布衣师爷，并请左以篆体书写自己所拟的“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的对联，以示捐弃前嫌，不念旧恶，愿与左友好如初。曾氏这一番转变果然收效显著，长沙官场也因此宽恕了他，每月二万饷银源源不断地从湖南解往前线，给予复出的曾氏以强有力的资助。曾氏与太平军一较长短的事业，从此走上了坦途。

谕纪泽（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字谕纪泽儿：

余此次出门，略载日记，即将日记封每次家信中。闻林文忠家书，即系如此办法。尔在省，仅至丁、左两家，佘不轻出，足慰远怀。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参于前也，在典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

科场在即，亦宜保养身体。余在外平安，不多及。

涤生手谕（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里）

再，此次日记，已封入澄侯叔函中寄至家矣。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开船晋江西省，二十一申刻即至章门。余不多及。又示。

◎评点：读书之法与做人之道

曾氏在此信中提出读书的四字诀，即看、读、写、作。

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阅览。读，即高声朗诵。曾氏认为，读史书、子书，宜用“看”。因为“看”可速度快些，可做到在短时间内多接触些必须阅览的书，即所谓博览群籍，泛舟书海。对于经典之作，对于诗文词赋，则宜用“读”，要高声朗诵，慢吟长叹。这样，方可在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领略其雄伟之气势，深远之韵味，并进而熟记于胸，随口可背。为了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一连打了三个比喻。一比之为赚钱，“看”如同在外做生意获大利；“读”如同在家慎守财产，不让它随便花费了。二比之为打仗。“看”好比一鼓作气，攻城略地；“读”好比守住所得的战利品。三比之为获取知识。“看”如同子夏所说的每天知晓自己所不曾知道的，因而努力求知；“读”也如同子夏所说的，每日温习功课，不让所学的忘记了。一句话，“看”好比快速地大量地猎获，“读”好比谨慎地稳固地保守。

写，即写字。曾氏自认写字写得慢，不能适应某些场合，故而要求儿子能练就一手又快又好的字。曾氏有个特点，即自己所短处，若别人恰有此长的话，他便特别看重此人；不像有些人，恰恰相反，要抑人之长来显示自己所短的并不是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