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纷纭，须排沙拣金；道理繁多，宜由博返约。由此看来，提炼归纳的功夫必不可少。去掉什么，留存什么，这中间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好恶和见识。至于驭繁于简，更是思维能力强的表现；同时，也是一个提高升华的过程。置身于大千世界、茫茫人生，面对着烟海学问无穷资讯，会不会提炼，善不善归纳，应是人与人之间高下优劣的一个重要区分点。曾氏将祖父平日治家之方，经过一番提炼后归纳为八个字，又将其所不喜欢的东西概括为三个不信。他将素日对立身处世治学做事所得到的一些体会归纳为“八本”。他的这些“本”不一定都能为人所接受，但多多少少能给人以启益。曾氏老家富厚堂中有一间房子的门楣上，高悬“八本堂”横匾，匾上便刻着这八句话。可见曾氏后世子孙对它的重视。

谕纪泽纪鸿（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字谕纪泽、纪鸿儿：

接二月二十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

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初四日写家书，托九叔处寄湘，即言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行进攻，未能诱贼出仗。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二十二营，其挫败者八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老湘六、霆三、礼二、亲兵一、峰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营较多，以寻常兵事言之，此尚为小挫，不甚伤元气。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按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优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评点：文人的遗憾

自从就任两江总督以来，曾氏就一直处于军事不利的局面，几乎天天都在忧愁中度过，用他给老九信中的话来说，即“实无生人之趣”，故而在家信中常会说些随时准备死的话。这次给两个儿子的信说得更明白，若有不测，信上所说的便是遗训了。剖析这封信，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些曾氏的内心世界。

曾氏对自己仕宦权位已觉满足，即便明日死，他亦毫无遗憾。但他此生仍有不满意者，即在古文、诗与书法上。早在二十年前，曾氏便自以为在诗文上进入到一个相当高的境界，恨当世无韩愈、黄庭坚一类人能与他对话。这一方面可见青年时代的曾氏之狂，另一方面也可知他那时的诗文的确很好，因为说这番话时，他已是皇家的文学侍从，并非高楣山下的井底之蛙。

倘若不是战争扭转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定然会有更多空余的时间和闲适的心境与书卷笔墨打交道，相信他在诗文创作方面会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然而事情也有另一面。走出书斋官衙，能与更广阔的社会各阶层有较深入的接触；投身军旅，金戈铁马更能催天地间的阳刚雄伟之气；领袖群伦，既能集合一大群诗文才俊，又可以让自己的所作仗权势而影响广泛。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有日后的湘乡文派。这也许是此刻的曾氏所没有料到的。我们且来读一段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所写的一段话：

“厥后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

曾氏当时若能知七十年后有名学者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他这样定位的话，想必不会有“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的遗憾。至于他的书法，虽然他也颇为自负，但平心而论，没有太大的成就，即便他一辈子勤临墨池，也不见得会超过他的朋友何绍基。但这百余年来，坊间所流传得最多的字不是何字而是曾字，许多赝品都能卖得高价钱，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曾氏的位高名大。名位是怎么来的，还不是“从军”所带来的吗？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曾氏所信奉的消息盈虚之理中找到答案。

曾氏对诗、文、字的遗憾，归结为一点，其实是对学问的遗憾；说得更确切点，乃是一种文人的遗憾。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重的文人情结，不管事功上多么辉煌，若著书立说上没有大成就的话，他总会有不满足感。即便如洪秀全这种人，进了南京城后，他更多的心思也是用在《天王御制诗》的编撰修订上。这很可能是深受“三立”思想影响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