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秦事故，新民作本”

为了保证战争胜利，除了要有大量从事战斗的军队以外，还必须有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大军。因而，商鞅赋予政治的第四个职能，就是招引三晋民众来秦，实行“故秦事故，新民作本”的政策。商鞅根据当时秦国地广人稀，三晋土狭民众的情况，用“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的优厚条件，招诱三晋的民众来秦务农。他认为这样将使“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百万之众的人民离开了三晋，“其损敌也与战实同，而秦得之以为粟”，这是对农、战两利之计。商鞅说：“夫秦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安则敌息（敌人得到休养生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四世战胜而天下不能令。以故秦事故（以秦国原有的民众从事作战），而使新民作本（使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境内所能给军卒、车骑。（我所说的用兵，不是全国内所有人都去作战，而是按国内所能提供的兵员、车辆和马匹来动员）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春天破坏放人农耕），夏取其食（夏天去吃敌人食粮），秋取其刈（秋天抢收敌人庄稼），冬陈其宝（冬天发掘敌储存之粮）。以大武摇其本（用战争手段破坏，动摇敌国的根本），以广文安其嗣（再用政治手段争取敌国民众）。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无不归顺之民）。”商鞅将民众划分两部进行大体分工，一部主要从事作战，一部主要从事生产的政策，来源于管仲的“三其国而五其鄙”，它对秦国当时和后来的战争，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认为战争胜利的关键是战略决策正确

战略、战术，作为军事理论，在我国先秦时期还没有明确的区分。但在进入战国后，由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有时甚至同时存在两个战场，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区分，逐渐清楚；战争的战略决策和战争的作战指挥之间的差别，也开始为人们所了解。商鞅对此有相当可贵的认识。他非常重视战略的作用，他认为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决策，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他说：“若兵敌强弱（双方力量相当），将贤则胜（将帅指挥才能高的一方战胜），将不贤则败（将帅指挥才能差的一方战败）；若其政出庙算者（如果战略决策是根据对战争全局权衡后作出的），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将帅指挥才能差一些也能获胜）。”他还认为所谓权衡战争全局，就是对敌我双方总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说：“兵起而程（衡量）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军粮储备）不若者勿与久（持久战），敌众勿为客（敌军数量占优势不要进攻它），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敌各方面都不如我军，则毫不迟疑地向它攻击）。兵大律在谨（决定战略的主要原则是必须谨慎），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作出决策之前，能从各个方面对敌情进行分析，就可以判断出战争的结果）”。

此外，在《商子》中，还保存有商鞅有关城邑攻防战法和军队编成等部分言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战术思想。在当时，他是被看作为优秀的军事家的。如荀况就将他和田单、乐毅、庄跻等名将并提，说他们“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

嬴政

嬴政（前—前），即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王朝的建立者。他“继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领导秦国进行了统一战争，消灭了并立称雄的六国，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他在统一之后，进行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封建政治、经济发展及巩固国防的政策和措施。嬴政与此同时，也实行了一系列残酷剥削和压榨人民的暴政。他既是一个对我国历史有过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给当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暴君；同的还是一个有远大战略眼光、善于使用军事人才、对后世的军事发展起过巨大影响的军事统帅。

秦之所以能够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最直接的军事原因，是秦的力量强大而六国的力量微弱。这是秦自变法以来，经各代君臣们数世经略的结果。“时势造英雄”，嬴政正是在结束割据局面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登上王座的，所以统一战争的胜利，才在他的手中实现。从战争过程来看，嬴政并未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才干，他的战略和作战指导，也没有超出前人的水平。但作为秦的最高军事统帅而言，他具备军事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和能力。这就是统一战争胜利于公元前年而不是以后的主要原因。

从军事人才角度看，军事人才是分为不同的若干层次的。诸葛亮曾说过，“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将才分为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和天下之将六个层次。对天下之将即最高军事统帅的要求，当然不同于一般将领。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瑞士的若米尼说：“一个军队总司令最主要的素质永远是：具有顽强的性格或勇敢的精神，能够作出伟大的决定……”我国古兵书《军谶》提出将帅的“十二能”，其中有能接受下属意见，能容纳人才等内容，嬴政正具有这两方面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