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济是武后时宰相韦思谦的孙子，武后、中宗时宰相韦嗣立的儿子，武后时宰相韦承庆的侄子，新、旧《唐书》附《韦思谦传》。这是一个世称小逍遥房的显贵家庭，代奉儒术，所以杜甫在《赠韦左丞丈济》中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韦济还以文学著称，《旧唐书》本传上说他“早以词翰闻。……制《先德诗》四章，述祖、父之行，辞致高雅”，所以杜甫《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说：“鼎食分门户，词场继国风。”这两首诗中的颂词，与史书上的记载没有什么出入。

杜甫为杜审言之孙。杜审言于武后时累官著作佐郎、修文馆直学士等职，和韦济上代同时在朝，所以杜甫献诗时尊称为“丈”，表示杜、韦两家乃世交。《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曰：“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也就点明了这层因缘。看来韦济首先顾念到这种关系，杜诗原注：“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这可不是杜甫首先攀龙附凤迎合上去的。二人一直有文字往还，浦起龙《读杜心解》释《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题曰：“前后俱在感其垂问上见意。中段自述近况，颂韦处只两三句耳。故题曰‘奉寄’，盖答体，非赠体也。”这种分析完全符合实际。双方情谊如此，那么杜甫在遭到困难时向韦济求援，又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

论者以为韦济历史上有一件丑恶的事，那就是他把道士张果荐给玄宗。《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二年二月，“方士张果自言有神仙术，狂人云尧时为侍中，于今数千岁；多往来恒山中，则天以来，屡征不至。恒州刺史韦济荐之，上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此事新、旧《唐书·张果传》系于开元二十一年，二者都说韦济“以状奉闻”，这在当时恐怕也很难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因为封建帝王大都喜欢神仙方术，玄宗更是热衷于此，作为地方长官的韦济，自当像他前任的那些地方长官一样，将管辖内的著名人物奏闻上去。韦济本人当然也有迷信思想，陈思《宝刻丛编》卷六引《诸道石刻录》：“唐白鹿泉神君祠碑，唐韦济撰，裴抗分书，开元二十四年三月立，在获鹿。”[2]可见韦济在恒州刺史任上时确有宣扬神仙道化之事。只是纵观李唐一代，当时的文人多半有这种作风，杜甫也有迷信仙术之事，而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自然要以李白为最了。他不但到处寻仙访道，躬受《道箓》，与玄宗身边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吴筠等人交往密切，而且还送夫人宗氏上庐山去和宰臣李林甫之女腾空子作伴，谋求白日飞升。比较起来，韦济等人的行为又有多少丑恶可言呢？韦济做地方官时，还颇有美名，《新唐书》本传上说：“济文雅，颇能修饰政事，所至有治称。”荐举张果一事，因为风气如此，大家也就不以为怪，杜甫赠诗不提此事，高适于开元二十二年路过恒州，作有《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求其援引，乃干谒之作，诗中歌颂韦之政绩及历官，然亦不及张果事，可见高适对此同样不予重视。

张垍

张垍为张说之子，新、旧《唐书》附《张说传》。张垍以能文称，《唐会要》卷五七曰：“（玄宗）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敕旨。……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至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别建学士院，俾掌内制，于是太常少卿张垍、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他还是玄宗的女婿，《旧唐书》本传上说：“诏尚宁亲公主，玄宗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赏赐珍玩，不可胜数。”所以杜诗首曰：“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这样一位娇客，又是文墨中人，杜甫想要求得他的援助，也是很自然的事。李白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此人或是张垍。[3]诗中有云：“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这里李白自比寄食于孟尝君门下的冯，当然也是要求援助的意思。

杜甫的情况和李白相比还有不同，他和张垍的关系要深切得多，《赠翰林张四学士垍》曰：“倘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用的是嵇康和王戎、向秀交游的故事，所以杨伦《杜诗镜铨》曰：“张必与公有旧。”《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曰：“吹嘘人所羡，腾跃事仍睽。碧海真难涉，青云不可梯。顾深惭锻炼，材小辱提携。”朱鹤龄《杜诗辑注》曰：“垍必尝荐公而不达，故有‘吹嘘’‘提携’等句。”后来杜甫的情况更为窘迫，所以希望张垍继续加以帮助。情况不过如此而已。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鲜于京兆，仲通也；张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于于、李实类此。杜、韩二公晚节所守，如孤松劲柏，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这种贬抑杜诗“少作”的论调，虽然意在回护，实际上却是没有留意唐代士子的干谒之风，即贤者亦不免。王氏知人而不论世，也就不能把话说到点子上去。

鲜于仲通

鲜于向，字仲通，以字行。新、旧《唐书》无传，但在他弟弟《李叔明传》中略有介绍。颜真卿撰《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鲜于氏离堆记》等文，对他的历史做了详细的记录。

鲜于仲通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他一生行事中，最为后人诟病的，是与杨国忠的关系和征南诏失败二事。